前言
8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行程二万五千里，完成了艰难卓绝、震惊世界的长征，为中国革命胜利前进奠定了重要基础。这场惊心动魄的长征，历时之长，行程之远，行军条件之艰苦，敌我力量对比之悬殊，战斗之频繁，为人类战争史上所罕见。
每当提起长征，我们眼前总会浮现出那些不畏枪林弹雨，前赴后继，舍生忘死的红军战士的身影；我们都会想起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代运筹帷幄、坚持正确的革命路线，在危急关头带领中国革命和中国工农红军走出困境的伟大领袖。究竟是什么让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为之坚持不懈，视死如归？为什么人民群众称红军是“天底下最好的军队”，是“仁义之师”，待他们胜似亲人，不惜为了保护他们而流血牺牲？为什么长征在过去的80年间，不断被人们研究、怀念，吸引了无数人重走长征路，体味长征的艰辛，从中汲取经验、智慧和力量？这一切，都来源于他们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凝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为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发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和美术作品的优势，发挥我馆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重要作用，反映长征这一中国革命史上惊心动魄、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使伟大的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我馆举办了这个“信念·精神·传承——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型馆藏文物展”。展览共由六个部分组成，分别是“战争史诗”“军民情谊”“艰难岁月”“长征记录”“丰碑永存”“长征画卷”。展览围绕“长征精神”所体现的不怕牺牲、严守纪律、紧密团结、艰苦奋斗、患难与共、坚守理想和信念等内容，用战斗的武器、布告、漫画、地图、歌曲诗篇、学习课本、烈士手稿、红军家信等多种类型的文物以及馆藏美术作品近300件，从多角度全方位展现红军指战员长征中的战斗、生活、学习和互助的场景。
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两个月，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同志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今年7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参观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馆时指出：“我们党领导的红军长征，谱写了豪情万丈的英雄史诗。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我们要不断结合新的实际传承好、弘扬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长征要持续接力、长期进行，我们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今天，我们研究长征，我们纪念长征，我们宣传长征精神，就是要让一代代共产党人缅怀先烈、不忘初心，从长征精神中不断汲取智慧和力量，使长征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扬光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期领导全中国人民为中华崛起而进行的新的伟大长征。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实现中国梦这个光辉目标而努力奋斗。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
第一部分 战争史诗
为摆脱第五次反“围剿”困境，推动抗日运动发展，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踏上漫漫长征路。随后，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也相继开始战略转移的征途。没有优良的武器装备，没有准确的信息通讯，没有充足的后勤补给，在两年多的征战中，红军将士凭借着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无畏的气魄，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激战嘉陵江、转战乌蒙山，一路斩关夺隘，杀退了千万追兵阻敌，以其神勇艰苦的斗争精神，完成了使中国革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壮举。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创造的军事奇迹，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为中国革命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
朱德手书毛泽东诗《七律·长征》
朱德手书毛泽东诗《七律·长征》
周恩来长征时用过的望远镜
周恩来长征时用过的望远镜
任弼时长征时用过的公文包
任弼时长征时用过的公文包
张闻天长征时用过的手枪
张闻天长征时用过的手枪
陈毅于新中国成立后修改的1936年夏创作的《游击战争纪实》词手稿
陈毅于新中国成立后修改的1936年夏创作的《游击战争纪实》词手稿
贺龙长征时用的勃朗宁半自动手枪和子弹
贺龙长征时用的勃朗宁半自动手枪和子弹
聂荣臻长征时用过的左轮手枪
聂荣臻长征时用过的左轮手枪
代主任李富春签署、红军进入贵州遵义时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
代主任李富春签署、红军进入贵州遵义时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
朱德签署、宣传民族政策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朱德签署、宣传民族政策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战斗时用的子弹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战斗时用的子弹
红军长征时用的手榴弹
红军长征时用的手榴弹
红军长征强夺泸定桥时桥上的铁索链
红军长征强夺泸定桥时桥上的铁索链
国民党川军第二十四军第五旅旅长杨蜀修辑存的有关川军防堵红军长征等内容的《乙亥阵中文存》
国民党川军第二十四军第五旅旅长杨蜀修辑存的有关川军防堵红军长征等内容的《乙亥阵中文存》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进入遵义后用来印制布告、传单等的石印机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进入遵义后用来印制布告、传单等的石印机
中国工农红军红星司令部为抢渡湘江绘制的《灌（阳）兴（安）全（州）之间路线图》
中国工农红军红星司令部为抢渡湘江绘制的《灌（阳）兴（安）全（州）之间路线图》
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时缴获的国民党军的理发推子
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时缴获的国民党军的理发推子
红军在山城堡战役缴获国民党胡宗南部一营长的钢笔
红军在山城堡战役缴获国民党胡宗南部一营长的钢笔
红军第九军团长征时用的步枪
红军第九军团长征时用的步枪
第二部分 军民情谊
长征路上，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红军战士通过撰写和张贴通俗易懂、寓意深刻的标语、布告、传单，宣传党的方针、群众政策、民族政策，启发了民众的觉悟，从而使人民群众坚定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选择了革命，选择了希望。
他们始终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本色，用铁的纪律保证同百姓之间公平交易，秋毫无犯，赢得了人民的信任。他们关心、帮助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全力拥护和支援。各族群众踊跃参军，帮助红军筹粮筹款、烧水送饭、传递消息、挑运物资、护理伤病员，与红军将士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种军民团结一家亲的鱼水深情，也成为红军冲破艰难险阻，克服重重困难，脱离险境，战胜强敌，取得长征伟大胜利的重要保证。
中共湘赣省委印发的《为着粉碎敌人大举进攻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号召湘赣工农群众踊跃加入红军》传单
中共湘赣省委印发的《为着粉碎敌人大举进攻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号召湘赣工农群众踊跃加入红军》传单
红四方面军某部司令部为答谢甘肃武山高甫清送礼物给部队的感谢信
红四方面军某部司令部为答谢甘肃武山高甫清送礼物给部队的感谢信
贺龙为归化寺喇嘛夏拿古瓦帮红军采办给养颁发的委任令
贺龙为归化寺喇嘛夏拿古瓦帮红军采办给养颁发的委任令
红四方面军为四川甘孜白利寺喇嘛支援红军青稞豌豆开的收据
红四方面军为四川甘孜白利寺喇嘛支援红军青稞豌豆开的收据
红军途经贵州黎平时送给向导的手提风雨灯
红军途经贵州黎平时送给向导的手提风雨灯
红一方面军在贵州仁怀长岗山乡为号召贫民赶走白军书写的木板标语
红一方面军在贵州仁怀长岗山乡为号召贫民赶走白军书写的木板标语
第三部分 艰难岁月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艰苦奋斗精神的楷模，是充满着无私奉献精神的史诗。在长征途中，红军将士面对的是波涛汹涌的大河，巍然兀立的雪山，茫无涯际的草地，在前有阻敌，后有追兵，财尽物乏、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他们攀登冰崖，跋涉泥沼，冒着酷暑严寒，忍受着饥饿干渴，凭借着旺盛的斗争士气、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坚忍不拔的毅力，征服了一切横亘在道路上的艰难险阻。
在长征途中，当面对生与死的考验，历经血与火的洗礼时，红军指战员，包括女红军、“红小鬼”、炊事员在内，都以高度的责任感和过人的勇气，顽强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甚至将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死的威胁留给自己。这种革命的英雄主义气概，惊天地，泣鬼神。
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郑振华在长征途中使用的皮包
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郑振华在长征途中使用的皮包
红军长征过草地时用来充饥的皮鼓
红军长征过草地时用来充饥的皮鼓
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刘毅长征途经葛曲河畔时采的野菜
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刘毅长征途经葛曲河畔时采的野菜
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熊兴瑞与刘林标长征途经草地时煮野菜用的铜提盒
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熊兴瑞与刘林标长征途经草地时煮野菜用的铜提盒
红二、六军团长征途经贵州盘县时送给徐福生的行军锅
红二、六军团长征途经贵州盘县时送给徐福生的行军锅
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第二分院用的药碾
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第二分院用的药碾
1935年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钟昕隆给其弟的银元
1935年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钟昕隆给其弟的银元
12岁的“红小鬼”杨世才于1935年参加长征离家时留给母亲的川陕苏区布币。
12岁的“红小鬼”杨世才于1935年参加长征离家时留给母亲的川陕苏区布币。
红一方面军军委第三科钟昭隆在长征时保留下的壹角纸币。
红一方面军军委第三科钟昭隆在长征时保留下的壹角纸币。
蔡畅帮李维汉织的毛线衣
蔡畅帮李维汉织的毛线衣
第四部分 长征记录
红军长征不仅赢得了革命的胜利，更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长征日记、红军家信，是红军指战员们在长征途中作战行军、工作休息、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的实录，为我们呈现了长征亲历者的一份弥足珍贵的原始记忆。长征中的歌曲诗篇、学习课本、漫画、故事，具有单纯质朴而又形象生动的特点，收录了许多高昂激越、乐观进取的作品，成为激励红军战士克服困难、战胜强敌的精神武器。那些有关长征的报刊和书籍，客观真实、快捷高效地向全中国和世界报道了红军戎马倥偬的战斗岁月，增进了公众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了解。
这些长征的歌曲、图画和文字记录，构成了丰富的长征文化，成为长征精神永不磨灭的遗存。
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意写的长征日记
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意写的长征日记
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熊启文关于红军官兵平等、百战百胜等事写给父母及幺叔的信
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熊启文关于红军官兵平等、百战百胜等事写给父母及幺叔的信
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政治部在长征途中翻印的《红色战士读本》
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政治部在长征途中翻印的《红色战士读本》
红一方面军“坚”政治部出版的《战士》报第184期
红一方面军“坚”政治部出版的《战士》报第184期
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出版的陆定一著《老山界》
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出版的陆定一著《老山界》
上海风雨书屋藏版的《西行漫画》
上海风雨书屋藏版的《西行漫画》
天津大公报馆出版的范长江著《中国的西北角》
天津大公报馆出版的范长江著《中国的西北角》
明月出版社出版的廉臣（陈云）著《从东南到西北》
明月出版社出版的廉臣（陈云）著《从东南到西北》
《逸经》杂志连载的幽谷（董健吾）著《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
《逸经》杂志连载的幽谷（董健吾）著《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
毛泽东在陕北接受埃德加·斯诺采访时戴过的红军八角帽
毛泽东在陕北接受埃德加·斯诺采访时戴过的红军八角帽
英国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英文初版
英国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英文初版
美国女记者、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记录的《朱德论雪山作战》速记稿
美国女记者、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记录的《朱德论雪山作战》速记稿
美国记者、作家尼姆·威尔斯用罗炳辉赠的玛瑙佩珠镶的戒指
美国记者、作家尼姆·威尔斯用罗炳辉赠的玛瑙佩珠镶的戒指
第五部分 丰碑永存
红军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更谱写了豪情万丈的精神史诗。红军将士怀着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面对强敌冲锋在前、视死如归；他们对党无比忠诚，即使身陷囹圄，仍矢志不移。在长征路上，到处可见官兵平等友爱、情同手足，同志之间团结互助、生死与共的感人画面。他们为国为民、舍生忘死、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团结一致、严守纪律，将革命的火种播撒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道路上,凝铸了绵延不绝的长征精神。
80年过去了，很多长征亲历者已带着他们的红色记忆离去，但他们创造的伟大精神，早已融进中华民族的血液和生命当中，铸造起不朽的精神丰碑。
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清贫》等文章手稿
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清贫》等文章手稿
谢子长攻打瓦窑堡时缴获的背包
谢子长攻打瓦窑堡时缴获的背包
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送给伤员的毛毯
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送给伤员的毛毯
红军长征经过云南时，部队发给杨得志的云南白药和勺子
红军长征经过云南时，部队发给杨得志的云南白药和勺子
罗炳辉使用过的望远镜
罗炳辉使用过的望远镜
张云逸在长征时使用过的左轮手枪
张云逸在长征时使用过的左轮手枪
任弼时长征过草地时吃剩的皮带
任弼时长征过草地时吃剩的皮带
朱德送给警卫员罗卫养病用的银元
朱德送给警卫员罗卫养病用的银元
傅连暲长征时治疗用的洗眼杯
傅连暲长征时治疗用的洗眼杯
伍云甫长征途中在电台工作时使用的克丝钳
伍云甫长征途中在电台工作时使用的克丝钳
留在苏区的何叔衡在林伯渠长征出发前送给他的毛衣
留在苏区的何叔衡在林伯渠长征出发前送给他的毛衣
谢觉哉长征时戴的眼镜
谢觉哉长征时戴的眼镜
董必武在长征途中使用的马褡子
董必武在长征途中使用的马褡子
徐特立长征时收藏的藏族绢画
徐特立长征时收藏的藏族绢画
刘志丹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时使用的马鞍和马镫
刘志丹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时使用的马鞍和马镫
毛泽东在傅连暲到陕北后送给他的棉被
毛泽东在傅连暲到陕北后送给他的棉被
林伯渠长征时使用的马灯
林伯渠长征时使用的马灯
董必武保存的谢觉哉长征时用的毛毯
董必武保存的谢觉哉长征时用的毛毯
陈丕显在油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时使用的藤篮
陈丕显在油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时使用的藤篮
杨尚奎在赣粤边坚持游击战争时伪装篾匠用的篮子
杨尚奎在赣粤边坚持游击战争时伪装篾匠用的篮子
何香凝、廖承志、胡佩衡、陈半丁、秦仲文合绘、陈毅题跋的《长征会师图》
何香凝、廖承志、胡佩衡、陈半丁、秦仲文合绘、陈毅题跋的《长征会师图》
长征时留在西康新龙县的红军敬献的“感谢英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的优待和关怀”锦旗
长征时留在西康新龙县的红军敬献的“感谢英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的优待和关怀”锦旗
第六部分 长征画卷
长征是一段意义非凡的历史，它给人类精神注入的感悟和活力，使它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艺术创作所关注的一个重大主题，且这种创作的热度一直延续。艺术家们怀着对艺术的真诚和对长征精神的景仰，本着既尊重历史事实，又通过研究历史，创造出艺术真实的理念，将长征精神与个人认识对接，用画笔和刻刀，形塑出情景交融、波澜壮阔的长征历史画卷，从而使这些长征题材的美术作品具有了史诗性的艺术品格。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中国国家博物馆一直注重创作和收藏革命历史题材艺术作品，其中包括众多高质量的长征题材美术作品。本次展览，我们从馆藏经典长征题材美术作品中甄选出一部分精品奉献给观众，以此共同缅怀在长征中牺牲的英烈，感悟长征精神。
《赣南之秋》
《赣南之秋》
《娄山关》
《娄山关》
过雪山》
《过雪山》
《万里征程诗不尽》
万里征程诗不尽》
《草地情》
《草地情》
《刘志丹在陕北》
《刘志丹在陕北》
《红军和彝族兄弟》
《红军和彝族兄弟》
《六盘山》
《六盘山》
虚拟展厅
展览动态
信念•精神•传承——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型馆藏文物展 信念•精神•传承——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型馆藏文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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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导览
展览时间：2016年9月22日- 10月30日
展厅：南 7 展厅
服务信息────────────────────────────────────────────────────────────────────
☆ 票务信息：
免费（门票领取方式请查看）
☆ 中国国家博物馆开放时间：
9:00—17:00（15:30止票，16:00停止入馆，16:30清场，17:00闭馆。周一闭馆）
☆ 地址:
北京东城区东长安街16号天安门广场东侧
☆ 公共交通：
您可以搭乘公共汽车在天安门东站、前门东站或天安门广场东站下车步行至我馆。
乘坐地铁可在天安门东站或前门站下车步行至我馆。 （详见 地理交通 ）
导览信息────────────────────────────────────────────────────────────────────
☆ 我们为展览中部分展品制作了二维码和微信导览。
☆ 欢迎您到展厅参观，扫描二维码可获得更多展品信息。
☆ 如果您不能来国博参观 , 也可以关注国博微信公众帐号 “ ichnmuseum”, 输入相应的数字编码 , 聆听讲解 ,
微信导览编号依次为9141-9221。
9141-朱德手书毛泽东诗《七律·长征》A
9152-红军长征强夺泸定桥时桥上的铁索链
9168-红军长征过草地时用来充饥的皮鼓
9182-1938年上海风雨书屋藏版的《西行漫画》
9186-毛泽东在陕北接受埃德加_斯诺采访时戴过的红军八角帽
9212-长征时留在西康新龙县的红军敬献的“感谢英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的优待和关怀”锦旗
9216-《过雪山》
9221-《六盘山》
2003-2016 中国国家博物馆版权所有
参考书目
朱德手书毛泽东诗《七律·长征》
1964年9月14日
纸
68厘米×41.2厘米
《七律·长征》是毛泽东1935年10月创作的一首七律古体诗，是他长征系列诗词中最著名、最脍炙人口的一首。这首作于中央红军越过岷山、长征即将胜利结束前不久的诗歌，形象地表现出红军战士不怕艰苦、克服困难、勇往直前、英勇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展出的这幅《七律·长征》诗，是朱德于1964年9月亲笔手书的。在参加长征的红军将领中，时任红军总司令的朱德年龄比较大，漫漫征途中，他三爬雪山，两过草地。他自己曾说过：“长征二万五千里，我个人却多走了一万里”。面对枪林弹雨，他冲锋在前。生活艰苦异常，他仍积极乐观，信念坚定。他坚持不懈地反对张国焘的分裂错误，最终促成了红一、二、四三个方面军胜利会师。毛泽东曾称赞他“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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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长征时用过的望远镜
1934—1936年
金属、玻璃
镜柱长11厘米，镜头外距17厘米
周恩来在长征中付出了巨大努力，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长征出发时，周恩来是包括博古、李德在内的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机构“三人团”中的成员之一，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执行。从中央苏区突围，红军必须冲破国民党设置的四道封锁线，周恩来、朱德利用粤系军阀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几经谈判，与其达成“借道”协议。
1934年12月至1935年1月初，周恩来先后主持召开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果断决定支持毛泽东等人“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意见，实现了红军转移的战略转变。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对确立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又全力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保证了党和红军领导核心的稳固。1935年3月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毛泽东、王稼祥为成员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周恩来不仅是红军行动的决策者，而且是战略战役的具体准备和组织实施者。1935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一、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会师后，为团结张国焘北上，周恩来主动让出红军总政委一职，并在其后张国焘另立中央时，与毛泽东等人一再争取和帮助张国焘。
这架望远镜是周恩来长征时用过的。它跟随周恩来走过漫漫长征路，见证了这位具有长期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广博知识、清醒头脑的红军行动的决策者为实现战略转移，取得长征胜利作出的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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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长征时用过的公文包
1934—1936年
皮革
29厘米×20厘米
1931年11月，任弼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10月，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随后，与贺龙、关向应指挥红二、六军团开展湘西攻势，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创建湘鄂川黔苏区。1935年11月，同贺龙、关向应率领红二、六军团长征。1936年7月，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兼红二军团政治委员，积极争取团结张国焘，推动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
这个公文包是任弼时长征时，直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一直使用的。1949年4月，任弼时将此包交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刘佳武，让他装一些随身必备和常用药品。1950年8月底，刘佳武赴军医大学学习，任弼时就将此包送给他留作纪念。因为知道此包是任弼时从长征以来就使用的物品，刘佳武一直妥善保存。1984年，在任弼时逝世34周年之际，刘佳武来到北京，将此包交还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希望将其捐赠给博物馆保存和展示，以鼓励和教育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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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长征时用过的手枪
1935—1936年
金属
长17厘米
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有着“红色教授”之称的张闻天坚决支持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随后为中央政治局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并获得通过，为会议的成功召开作出了贡献。长征途中，他“三让总书记”，显示出不计个人名利的坦荡胸怀。
遵义会议后，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的总负责人。在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又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这是张闻天长征时用过的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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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于新中国成立后修改的1936年夏创作的《游击战争纪实》词手稿
约1960年
纸
30厘米×43.8厘米
这首《游击战争纪实》又被称作《赣南游击词》，是陈毅于1936年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争时所作。展出的手稿，是他在1960年代重写这首词的修改稿。
1934年秋，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陈毅由于在8月的江西兴国老营盘战斗中身负重伤，不能随红军战略转移。中央决定由陈毅、项英带领留在长江南北的红军和游击队，在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八省，开展游击战争。
这首《游击战争纪实》采用《忆江南》词牌的格式，由十二节相对独立而又互相联系的短诗组成。全词歌颂了英勇的赣南游击战争，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顽强的斗争精神和崇高的革命气节。它用清新明快的艺术手法，把严峻的斗争形势和豪放的乐观主义精神完美统一起来，使人们感到游击生活是无比丰富和有意义的。
这首词除了形象描绘游击队日常生活和战斗的场景外，还明确回答了一个问题，即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斗争能不能取得胜利？取得胜利的保证是什么？那就是，“讲战术”、“靠人民”、“勤学习”。
陈毅在1960年代重写这首词时，对词的顺序有小调整，如现在的第八段之前为第九段，现在的第十段之前为第十二段；同时，个别用字也有小改动。如第三段的“促膝论兵机”，当时写作“集会议兵机”；第五段的“清风速来催睡意”，原作是“拂拂清风催睡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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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长征时用的勃朗宁半自动手枪和子弹
1935年4月—1936年8月
金属
枪：长10.5厘米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贺龙率红二军团开展湘西攻势，歼灭和牵制大量敌军，创建湘鄂川黔苏区。1935年，贺龙率部先在桑植、永顺等地连战连捷，后又转向湖北，机动歼敌，占领石门、临澧等城镇，打破11万国民党军的“围剿”。
1935年11月，他同任弼时、关向应率领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转战湘、黔、滇三省。1936年7月，在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担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随后，率部与红四方面军一同北上。10月在宁夏南部的将台堡与中央红军会师。
这把手枪是1935年4月，贺龙率部在湘西的桑植县陈家河战斗中缴获的。遵义会议精神传达至红二、六军团后，贺龙及时纠正了部队中出现的单纯的军事防御路线错误，并指挥部队取得陈家河战斗的胜利。这是遵义会议后，红二、六军团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不仅扭转了湘鄂川黔根据地的革命形势，也进一步体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英明决策。
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后，贺龙一直使用这把手枪，1936年8月，他把枪赠送给身边的工作人员。1962年7月，这位工作人员将此枪和子弹捐赠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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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长征时用过的左轮手枪
1934—1935年
金属
长23厘米
1931年12月，聂荣臻进入中央苏区，1932年1月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3月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之后，率红一军团参加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同年10月参加长征。
1935年1月，在中央政治局遵义扩大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5月，任红军先遣队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刘伯承一起率部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抢占安顺场，组织突击队强渡大渡河。6月中旬，他率部翻越夹金山，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之后，他坚决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8月下旬，聂荣臻率先遣队历尽艰辛越过草地。9月中旬，与左权指挥攻占天险腊子口，并乘胜占领哈达铺，为红军打开北上通道。10月，聂荣臻率先遣队进入陕北苏区的吴起镇。
长征到达陕北后，聂荣臻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直罗镇和东征、西征战役。1936年11月，参与指挥山城堡战役。同年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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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主任李富春签署、红军进入贵州遵义时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
1935年1月
纸
50.4厘米×71厘米
这张《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是1935年1月，红军进入遵义城后由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组织印制的，是党和红军宣传政治主张和方针的重要文献。
它用贵州白皮纸石印而成，主要内容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对待少数民族、工人、农民、商人以及白军士兵的各项政策；宣传红军的性质、纪律与任务；号召工农群众组织起来，“自动打土豪分田地”、“收缴一切反动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踊跃“报名当红军”等等。
关于这张布告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1935年4月，红军长征来到贵州关岭板袍村。这是一个只有二十几户布依族人家的小山村。除了一位50多岁的老人杨登凤外，其他村民由于听信敌人的谣言，都躲到深山老林中去了。通过与红军接触，看到红军严守纪律，杨登凤老人相信“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不但帮助部队张贴《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还向乡亲们宣传红军。红军离开板袍村后，杨登凤老人悄悄将布告藏在墙缝中，后又用油纸包好转移到屋顶的瓦沟中。虽然后来地主和国民党军队曾以杀头相威胁，逼迫老人交出布告，但老人始终不吐露布告的位置，几经周折，终于将这张珍贵布告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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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签署、宣传民族政策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1935年
纸
36.5厘米×36厘米
1935年5月初，中央红军由云南的皎平渡巧渡金沙江，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进入四川凉山地区。5月中旬，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主力通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粉碎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同时，中革军委决定印制《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在部队进入彝族区时用来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争取彝族群众的信任。
这份朱德总司令签署的、由中革军委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由“军中秀才”陆定一起草，内文共26句，156个字，简明、准确地表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宗旨、任务，表明红军是军纪严明的军队，并向彝族群众宣传了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布告还使用了“红军万里长征”这一具有光辉历史意义的特定用语。
5月下旬，刘伯承、聂荣臻率领先遣队在从泸沽到冕宁的路上，到处张贴这份布告，为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区奠定了基础。为展示诚意，红军先遣队司令刘伯承还与彝族沽基家支的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歃血为盟，结拜为兄弟。随着当地彝族群众对红军逐步了解，一些彝族青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并随军一起长征。在沽基家支的引领下，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区，赢得了强渡大渡河的宝贵时间，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利用彝汉隔阂，阻止红军前进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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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战斗时用的子弹
1935年2月
金属
长7.5—8厘米
1935年1月19日，毛泽东率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北上，预期迅速占领赤水、土城等有利位置，于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26日，红军到达土城青杠坡，回击尾追的国民党军郭勋祺师，击溃其一部后，从土城、元厚场等地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地区。
当时，川军集中12个旅的兵力追击而来，毛泽东当机立断，率红军进入云南扎西地区集结，并在当地进行整编和休整，广泛开展群众工作，扩充红军3000余人，壮大了自身力量和革命声势，增强了战斗力。此时，国民党判断红军可能北渡长江或西渡金沙江，于是一面加紧布防，一面调动兵力向红军分进合击。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主力大部被吸引至川滇黔边境、造成黔北兵力空虚的有利形势，率红军挥师东进，重返贵州。2月18—20日，中央红军在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第二次渡过赤水河，迅速攻占桐梓，发起遵义战役，并于28日再次攻占遵义，歼灭吴奇伟、王家烈所部二十个团。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极大鼓舞了红军指战员的士气。
这三颗子弹是从红军二渡赤水的习水等战场收集而来的，均为步枪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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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时用的手榴弹
1935年
铁
高11厘米，直径6厘米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向赤水进军，经桐梓到赤水县黄陂洞，与四川军阀刘湘部遭遇。双方激战，各有伤亡。
战斗结束后，当地群众清理战场，拾取战场上的武器弹药等作废铜烂铁出售，补贴家用，也有人将其中部分物品改制成一般用具使用。红军走后，国民党地方军阀、地方政府的乡长、保长、甲长借清查红军遗留物为名，见有此类物品，便恣意诽谤，很多农民因此家破人亡。未被查出来的，也都用尽心思和方法掩藏，以免受害。
这枚手榴弹由一名叫余顺和的农民埋在自家的房角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挖出上交当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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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强夺泸定桥时桥上的铁索链
1935年5月
铁
长94.5厘米
这段铁索链是1935年5月，红军强夺泸定桥时桥上的铁索链。
泸定桥位于四川泸定县，扼川康要道，横跨于大渡河上，桥长100米、宽2.8米，由13根铁索组成。东桥头与泸定城相连，城内驻有川军第四旅第三十八团。红军到达之前，敌人已将铁索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铁链横在大渡河上，且国民党援军正在赶来路上，红军面对的形势极为险恶。5月29日，红军发起夺桥战斗，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敢死队，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攀着悬空的铁索链向对岸冲去。经过浴血奋战，红军胜利抢占大桥，迅速消灭守桥之敌，打开中央红军北上的道路，也使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企图要“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计划彻底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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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川军第二十四军第五旅旅长杨蜀修辑存的有关川军防堵红军长征等内容的《乙亥阵中文存》
1938年
纸
39厘米×19.5厘米
杨蜀修，名学端，号蜀修。1932年，他任川军第二十四军第五旅旅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一路辗转，向川康地区而来。这件由杨蜀修整理、保存的《乙亥阵中文存》，就是当时刘文辉手下的川军将领间有关防堵红军长征等内容的通信、电报等军事文件。乙亥指1935年。此册前、后共有八则短文，是杨蜀修及其好友为其防堵红军长征入川有“功”的题识及词跋。册中的信件和电文，记载了川军当时在大渡河等地的布防及与红军的战斗情况。
红军于1935年5月渡过金沙江后，向大渡河挺进，5月下旬，红军先头部队从安顺场突破杨学端布置的河防，掩护主力部队从泸定桥、安顺场渡过大渡河。战事结束后，杨学端的第五旅受到较大损失。刘文辉令其重新整编，将第五旅由三团制的旅改为两团制，每团下设两个营。杨蜀修本人也因防守不利受到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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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进入遵义后用来印制布告、传单等的石印机
1935年1月
金属、石
127厘米×98厘米×120厘米
1935年1月，红军进入遵义后，找到美术印刷局，希望尽快印制布告、传单、标语等宣传品。据在美术印刷局当学徒和帮工的工人回忆，当年红军来印制的有布告、传单，还有很多四川、贵州边界地区县乡的地图。当时的工序是先由工人写好药纸，再将药纸固定在石印版上印制。因为印制量大，仅靠这台石印机上的石印版无法按红军要求完成工作，美术印刷局的工人们还刻了一块木版一起印，木印版上的字要略大一些。
当时每次来印制布告、地图时，都有两名红军战士在旁监督，（工人们一开始称战士为“军士”，战士们让他们以“同志”相称。）印制工作结束后，马上销毁印版（石印版磨掉，木印版烧毁）。所有印制工作结束后，按当时的费用计算，红军需要支付六七百块钱，红军战士全都如数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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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红星司令部为抢渡湘江绘制的《灌（阳）兴（安）全（州）之间路线图》
1934年11月28日
纸
41.5厘米×43.5厘米
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根据地腹地。为防止中央红军向西与红六军团会合，国民党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四道封锁线，安排重兵围追堵截。在先后突破三道封锁线后，红军于1934年11月下旬来到湘江边。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这也是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
湘江之战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指战员同国民党军队展开殊死决战。激战五昼夜，终于突破敌人重兵设防的第四道防线，粉碎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红军也为此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这张地图是1934年11月28日，中国工农红军红星司令部为抢渡湘江绘制的《灌（阳）兴（安）全（州）之间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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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时缴获的国民党军的理发推子
1935年9月
钢
长15厘米
1935年9月，红军进抵甘南，而国民党的军事新部署尚未完成，甘南的西固、岷县、临潭一线，只有国民党甘肃军阀鲁大昌部一个师，兵力比较薄弱，红军逐渐逼近川甘边界的重要关隘——腊子口。
腊子口在甘肃迭部县境内，是四川通往甘肃的重要关隘，两边悬崖峭壁，中间一条水深流急的腊子河，河对岸筑有坚固工事，鲁大昌部的两个营凭险扼守。红军除通过腊子口外，再无别路。
9月17日，红四团经过充分准备，以一个连在正面攻击，疲惫和消耗敌人，以两个连从腊子口左侧攀登悬崖峭壁，突袭守敌侧背。经过5个多小时激战，红军终于夺取这一天险隘口，从而打开北上甘南的门户。杨成武后来回忆说：腊子口一战，是长征途中少见的硬仗之一，也是出奇制胜的一仗。
这把理发推子是红军突破腊子口天险后，清理战场时发现的，被作为缴获品交由部队的理发员保存。之后，理发员还曾用这把理发推子给任弼时、贺龙剪过发，并一直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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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在山城堡战役缴获国民党胡宗南部一营长的钢笔
1936年11月
金属、有机塑料
长13.8厘米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完成长征胜利会师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要求红军做好渡过黄河的准备工作，准备开往华北抗日前线。而此时，蒋介石却调集十几个师由南向北大举进攻，企图消灭红军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境地区。
11月中旬，在彭德怀的统一指挥下，黄河以东的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各路先前渡过黄河的部队陆续向甘肃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南、北地区集中，并于11月21日一举攻入胡宗南部驻守的山城堡，歼敌一个多旅。这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取得的第一次胜利，对于挫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促进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支钢笔是被歼灭的该旅的一个营长使用的。之后，它由五十五军副军长程启文收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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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第九军团长征时用的步枪
1934—1936年
金属、木
枪长125厘米
红九军团是1933年10月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由红军第三师和第十四师组成的，归红一方面军建制。罗炳辉被任命为军团长，政治委员由蔡树藩担任。此后，红九军团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长征开始时，中革军委命令红九军团随红一军团左侧跟进，掩护左翼安全。在掩护主力红军渡湘江的战役中，红九军团担负断后任务，为保护主力渡过湘江付出了巨大代价。长征中，红九军团英勇顽强、曾在两个月单独行军和作战，牵制和消灭大量的敌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主力行动。周恩来称誉红九军团是长征中的“战略骑兵”。
这支步枪是当时红九军团一名战士使用的。部队长征经过湄沄县太合乡时，这名战士因为落单而被当地的地主王国清杀害，此枪也被夺走。新中国成立后，当地进行反封建斗争时，此事被人揭发，王国清被逮捕，枪被追回。1959年，当地政府将此枪拨交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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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湘赣省委印发的《为着粉碎敌人大举进攻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号召湘赣工农群众踊跃加入红军》传单
1933年12月24日
纸
28.3厘米×36.8厘米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和200余架飞机，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对红军各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军事“围剿”。湘赣苏区在中央苏区的侧翼，辅助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1933年11月，当国民党军“围剿”中央苏区之西路军总司令何键以3个师对湘赣苏区发动进攻时，活动于湘赣苏区的红六军团在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的配合下，积极作战，打击了敌人的气焰。
这张传单是1933年12月由中共湘赣省委印发的。传单中写道：“工农劳苦群众：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决战已经在各个战线上剧烈的进行着，工农红军在各个战线上得到了连续不断的胜利，给敌人五次“围剿”以初步的严重打击。敌人更疯狂般的作绝望的大举进攻，这是苏维埃中国与殖民地中国两条绝对相反的道路决战的紧急关头。我们要以一切的力量，一切的牺牲，为着粉碎敌人大举进攻，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争取苏维埃中国的道路而斗争。”传单还号召广大劳苦群众踊跃加入红军，为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争取独立自由领土完整的苏维埃的新中国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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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治部印发的、号召穷人参加红军消灭刘湘匪帮宣传画
1933年
纸
55厘米×35厘米
传单于1933年由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治部在四川印发，揭露了刘湘部队杀害百姓，破坏春耕的事实。
刘湘是四川地方军阀，他不但在其防区内，征收苛捐杂税，使老百姓遭受迫害，还曾动用20万兵力，分六路围攻川陕革命根据地，给红军造成巨大阻力。红四方面军同川军刘湘部展开激战的同时，号召贫苦农民踊跃参加红军，消灭刘湘，保护土地政权和全家老小，获得新生。
宣传画图文并茂，部分文字如下：“刘湘部廖宇宸强盗们在罗文坝杀了六七百穷人，埋了好几坑，我们穷人只有百倍努力坚决斗争,把刘湘等棒老二打下去，才能保我们的土地政权和全家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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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某部司令部为答谢甘肃武山高甫清送礼物给部队的感谢信
1936年9月2日
纸
32厘米×27.5厘米
1936年8月初，红四方面军通过草地，顺利进入甘肃南部。8月23日，红四方面军二纵队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政委詹才芳率部进入武山县境内。红四方面军在武山把政权建立作为在新区工作的重要内容，组织当地人民开展声势浩大的打土豪、地主及土匪工作，建立了天水地区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武山县苏维埃政府。10月8日，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在武山驻扎了45天后，奉命撤离武山，继续北上。
这封信是红四方面军驻扎武山时，某部司令部为答谢当地的居民高甫清送礼物给部队的感谢信。信中除了感谢高甫清给红军送来礼物外，还在信中阐述了党的政治主张，说明部队到武山是为了“解放民众生存之道路，实行救国救民，驱除暴日，收回中国失地，不达目的不止。”信中还指出蒋介石派兵阻止红军抗日，却假托“无力抗日”，不出一兵一卒，导致日本侵掠日盛，“实为是葬送，将中华人民送入亡国灭种大祸临头死亡之道路”，表示红军要联合各党各派一切人民走向抗日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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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为归化寺喇嘛夏拿古瓦帮红军采办给养颁发的委任令
1936年
纸
22.5厘米×30.3厘米
红军长征途经云南中甸藏区时，中央军委湘鄂川黔滇分会主席贺龙为云南藏区喇嘛寺谈判代表夏拿古瓦给红军采办给养颁发了委任令。
1936年4月，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长征翻越中甸雪山，来到云南中甸县的藏族居住区。由于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获得了藏族同胞的信任，开始积极为红军当向导，还帮助红军找住房、买粮食，有的藏民还把家里的粮、油、肉、糖、酥油送给红军，但红军都坚持照价付款。归化寺的“八大老僧”看到红军确实与国民党军队不同，决定与红军会谈。贺龙热情接待了喇嘛寺的代表夏拿古瓦，向他解释了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讲述红军的宗旨和北上抗日的决心，希望他们帮助红军筹备粮秣，为红军顺利通过藏区提供方便。为表示诚意，贺龙还亲自给“八大老僧”写了一封信。“八大老僧”被红军高级将领诚恳和蔼的态度和做法所感动，决定归化寺及喇嘛商人富户，打开仓库，出售青稞、食盐等物资给红军。短短两天时间，红军就筹集粮秣约10万斤。夏拿古瓦更是为红军日夜奔走。为此，贺龙为夏拿古瓦颁发了委任令：“兹委任夏拿古瓦同志任中甸城厢及附近乡区安抚和招徕全体居民，并与本军采办给养，仰我全体民众一体知照。至本军全体红色军人，对夏拿古瓦同志应加以保护和帮助，不得稍事为难，是为至要。此令。主席贺龙。”就这样，红军在藏族同胞的帮助下，顺利通过了中甸藏区和茫茫草原。
红军走后，夏拿古瓦将这张委任令珍藏了起来。1952年，夏拿古瓦写信给贺龙，愿将委任令送到北京，作为革命文物保存。贺龙收到这件委任令后，于1953年3月转交给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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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为四川甘孜白利寺喇嘛支援红军青稞豌豆开的收据
1936年
纸
16×10.6厘米
四川甘孜藏族居住区的白利寺是格达活佛所在的寺院。1936年4月上旬，红四方面军三十军所属部队长征经过甘孜地区，6月初在此筹粮，并准备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共同北上。在准备进驻白利土司官寨前夕，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竭力挑拨红军与藏民关系，并对红军进行种种污蔑宣传，致使格达活佛对共产党的政策和红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不大了解，因而躲藏了起来。后来，格达活佛看到红军进驻土司官寨后，秋毫无犯，认真保护喇嘛寺庙，渐渐地消除了疑虑，回到了寺院。
在了解了共产党救国救民和解放各族人民的宗旨后，格达活佛开始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为红军筹备粮草，帮助红军张贴告示和标语，并替红军探听敌人消息。他还动员白利寺所属藏族群众多吃野菜，把粮食献出来支援红军。仅白利寺就支持红军青稞3万余斤，豌豆4000多斤。中国国家博物馆保存的这张红四方面军供给部于1936年6月13日开给白利寺的收据，是一张纵16厘米、横10.6厘米的小纸条，上面用铅笔写着：“收到百（白）利（寺）喇（嘛）青柯[稞]莞[豌]豆四十七石 ”，后又在结尾补充为“五十石”。这张小小的收据是藏族同胞支援红军有力的见证。1962年由军委后勤学院拨交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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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途经贵州黎平时送给向导的手提风雨灯
1934年
玻璃、铁
高23厘米 直径15厘米
这盏手提风雨灯是贵州省黎平县农民高树清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保存下来的。1934年12月14日，红一方面军第二师六团作为前卫部队，向黎平进发。黎平当时有贵州军阀王家烈部周芳仁旅的一个团驻守，他们对红军作战勇猛顽强早有耳闻。所以，在红军先头部队尚未到达之前，就放弃黎平，向城外逃跑了。
红军占领黎平后，一军团以一个师的兵力驻守黎平，并继续向前推进。为驱逐城外的黔敌，红军请来了熟悉当地地形的黎平县农民高树清为部队做向导。高树清迅速帮助红军带路，任务完成后便向回返。归途中，高树清遇到了另一支红军队伍，于是，他为这支队伍再次带路，走到目的地后天色快要黑了，红军战士为了对他表示感谢，便将这盏手提风雨灯送给他。在回家的路上，他又几次遇到红军队伍，便执意帮助带路，红军战士看到天色已黑，他也很是辛苦，又怕他无法进城回家，不肯再让他带路。红军战士的一言一行使高树清深受感动。
红军走后，为了永远怀念这支人民的队伍，高树清把这盏手提风雨灯当作珍贵的礼物保存起来，在以后的日子里，无论生活多么艰苦，他一直舍不得用这盏灯，连油壶里边的灯芯都是红军送给他的时候装在里边的。新中国成立后，高树清老人将这盏灯作为革命文物捐献给博物馆永久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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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一方面军在贵州仁怀长岗山乡为号召贫民赶走白军书写的木板标语
1935年
木
78.1厘米×45厘米
长征期间，红军在经过的广大区域内留下了大量的标语，这些标语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提出了红军的行动方向及要实现的革命目标。
这件木板标语是1935年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政治部（代号“坚”）长征到达贵州仁怀长岗山乡大园子村一位老乡家的木板壁上书写的。至今还能看到木板上清楚的字迹：“红军到，乾人笑，绅粮叫，白军到，乾人叫，绅粮笑，要使乾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要使绅粮天天叫，白军弟兄拖枪炮，拖了枪炮回头跑，打倒军阀妙妙妙。红坚政”。木板上所写的“乾人”实际是“干人”是对穷苦大众的称呼，“绅粮”即富人。这个木板标语语言风趣、诙谐，朗朗上口。它采用了对比的方式，用“叫”和“笑”两个字，表现了群众对于红军和白军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1955年4月，遵义会议纪念馆以拆换方式征集到这块木板标语，1959年4月拨交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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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郑振华在长征途中使用的皮包
1935年
皮
23.5厘米×17.5厘米
在红军数万里的长征途中，茫茫几百里水草地，是他们走过的最艰苦、最壮烈的路程之一。除了自然环境恶劣之外，红军战士还遇到了严重的缺医少粮问题。为了能走出草地，红军指战员想尽各种办法，从草地和自己身上携带的物品中寻找可以充饥的东西。可以说，只要能吃的东西都吃过。战马吃没了，就找野菜、草根、树皮吃，还有身上的皮带、皮包、皮毛坎肩、马鞍、皮鼓，甚至草鞋上的皮襻儿，都拿来煮着吃。有的战士饿得实在没有办法，也会从人畜的粪便中寻找没有消化的青稞粒，洗了再用茶缸煮着吃。
这件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郑振华在长征途中用的皮包，主要是用来保存重要文件的。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分左、右两路继续北上。在过草地时，因为找不到吃的东西了，便有人提议把它处理一下用来充饥。后来经过党小组郑重讨论，这个皮包才幸免被吃，得以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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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过草地时用来充饥的皮鼓
1935—1936年
皮、木
高10.7厘米，直径26厘米
这件是一件具有民族风格的皮鼓。从鼓面上的文字和皮鼓的外观特征，可以初步判断这件皮鼓是红军长征途经四川马尔康卓克基时得到的。皮鼓的鼓面上写着“四川省马尔康卓克基”9个字，红色，清晰可辨。卓克基，藏语意为“至高圣洁”之地，是当时西康省的一个藏族同胞集聚区。
1935年6月24日，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翻越梦笔山进入卓克基地区，7月，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到达卓克基土司索观瀛的官寨，并驻留了一周。在这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也称卓克基会议），通过了《告康藏西番民众书》，号召藏族民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成立游击队，实现民族自决。
在皮质鼓面上有一块明显的缺损，是因为红军长征过草地时，食物匮乏，便将皮鼓面割下一块吃掉充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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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刘毅长征途经葛曲河畔时采的野菜
1936年7月1日
草
高4.5厘米
1936年6月，张国焘被迫取消了另立的“中央”，表示同意率部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这次是红四方面军第三次通过草地。虽然准备比较充分，但比以往两次路远、时间长，而且有些地区已被红一方面军走过了，草地中可吃的野菜、草根更难找到，因此他们面临的困难更大。
这是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第二七四团战士刘毅在葛曲河畔采的野菜。这种开着黄花的小草，战士们给它取名叫“黄花草”。它原来是有毒的，但经过反复烧煮后毒性可以减弱，但是食后胃胀，拉绿水，混身无力，手脚发肿，没有生命危险。1936年7月1日，刘毅随部队到达葛曲河畔。那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纪念日，开完庆祝会后，刘毅和几个战友一起采了“黄花草”充饥，并特意留下一些放在随身携带的小盒中保存，带出草地。
1975年10月，恰逢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四十周年之际，刘毅参观了“纪念长征胜利四十周年展览”后，将自己珍藏近四十年的两株野菜制成裱板捐赠，并附上说明：“这两株野菜是我跟随毛主席长征在葛曲河畔草原，庆祝党的生日十五周年散会后，同战友采来充饥的。我将它保存下来作为纪念。和我一起采野菜的战友中，有的为党为人民光荣地饿死、冻死、战死在草地、雪山，有的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党的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这两株野菜伴随我行军作战革命四十年，鼓励我艰苦奋斗、转战南北，在困难中不忘长征，在同错误路线作斗争中，不忘毛主席在长征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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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熊兴瑞与刘林标长征途经草地时煮野菜用的铜提盒
1936年
铜
高10.5厘米，直径16厘米
红二方面军主要是由红二、六军团改编而成。1935年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等领导下，从湖南桑植的刘家坪地区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7月2日，在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并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二军一起改编为红二方面军。
随后，经短暂修整后，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途经阿坝、包座等地，跨过茫茫草地。过草地期间，军队要求大量精简随身携带物品，很多战士就是用这样的“锅”做饭。这是红二方面军红六军团第18师第718团第3营熊兴瑞与刘林标在长征途经草地时煮野菜用的铜提盒。前后用它烧饭约60次。熊兴瑞在平时，也常用它来教育孩子说：“这是爸爸过草地煮饭吃的锅，若无它现在也就没有了我等”。当工作人员即将从他手中接这件铜提盒离开时，他难以割舍，热泪沾湿衣襟，激动地说：“这锅与我分离，心情一时难以转变，故流出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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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六军团长征途经贵州盘县时送给徐福生的行军锅
1936年3月
铁
高37.5厘米，口径69.5厘米
在长征途中，有一个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群体——红军炊事员。他们是红军长征队伍中减员比较严重的一个群体。他们背着硕大、沉重的行军锅，以及多种工具负重前行。部队休息时，他们要安装锅灶、准备食物。粮食供应有了困难，他们还会去挖野菜、征集粮食，甚至自己忍饥挨饿，也要保证战士的需要。
这行军锅是1936年3月31日，红二、六军团长征途经贵州盘县时送给当地群众徐福生的。红军在贵州盘县时，与当地群众结成下深厚的友谊。1936年3月28日，经过乌蒙山转战20多天之后，红二、六军团基本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到达贵州盘县亦资孔一带。占领盘县后，释放了监狱里的人犯，召开施贫大会，积极宣传党的政策，红军纪律，号召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同期，据不完全统计，红二、六军团在盘县期间的扩红工作成绩显著，约有七八百人参加了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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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第二分院用的药碾
1935年
铁、木
槽长64厘米，磙径35厘米
这个药碾是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第二分院用来自制部分药品时使用的。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于1932年12月，建立在四川通江泥溪场。由于战事频繁，总医院在通江曾五次转移，最后转移到沙溪的王坪直至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江。总医院是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的直属单位，是一个集医、政、军、教、研于一体，中西医并重的机构，是红军当时规模最大、机构最健全、功能最完善的后方医院。懋功会师后，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与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的卫生部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卫生部。
由于药品和医疗器械紧缺，总医院的医务人员经常自行研发、研制药物和医疗器械。当中药材匮乏时，就利用当地的名老中医就地取材，并组建采药队，负责中草药的采集，然后由医护人员研制和加工。这件药碾就是总医院研磨中药时使用的。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第二分院在途经四川炉霍（原属西康）时，将它留在当地藏民鲁罗门因家。鲁罗门因觉得它非常珍贵，将它妥善保存下来，还说：“见到此物，就像看到红军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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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钟昕隆给其弟的银元
1912年
银
直径3.8厘米
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钟昕隆送给军委第三科钟昭隆的银元。他们是红军队伍中的亲兄弟，钟昕隆是哥哥。
钟昕隆，1933年在兴国正式参加红军，成为红三军团战士。钟昭隆，1932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分属不同部队踏上长征征途的兄弟二人在贵州不期而遇。钟昕隆关心弟弟，送给了弟弟几枚银元。钟昭隆为了留作纪念，舍不得花掉，并把它们珍藏起来，随身带着。特别是哥哥钟昕隆在1947年7月于陕北榆林的一次战斗中牺牲后，这几枚银元更是成为钟昭隆怀念哥哥的最好纪念物，一直留存了四十年，直至1975年10月捐赠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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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岁的“红小鬼”杨世才于1935年参加长征离家时留给母亲的川陕苏区布币。
1933年
布
15.5厘米×8.5厘米
长征队伍里还有一群特殊分子，他们就是被大伙儿称为“红小鬼”的、一群九到十七岁的少年战士。他们虽然年纪小，却跟成年人一样，以难以想象的成熟和坚定，走完了长征路。这些“红小鬼”一般都担负勤务员、通信员、司号员、看护员等职务。
这张布币的主人，是一个参加了长征的“红小鬼”，名叫杨世才。他10岁参加了红军，被分配在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供给部。1935年跟随红四方面军离开家参加长征时，只有12岁。出发之前，他母亲冒着雨、从几十里外的家乡赶来。在与母亲依依离别之际，他把这张布币拿出来给母亲用作返家的路费，自此母子就失去了联系。
到1950年四川解放，杨世才开始寻找自己的家人时，却因年幼离家，忘记了家乡名字，后来才辗转得知自己来自四川内江楠木寺村。当他离家15年后再见母亲时，母亲将布币正式交还杨世才，激动地说：“你当初说的，今天都变成真的了”，“现在有了你，我用不着它了，你作为参加红军的纪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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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一方面军军委第三科钟昭隆在长征时保留下的壹角纸币
1932年
纸
5.6厘米×9.2厘米
这张纸币是1932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正式成立，行长是毛泽东和李六如。国家银行为统一中央苏区的货币制度，于1932年7月开始发行银币券。发行的面额有五分、一角、二角、五角、一元5种，流通于中央苏区以瑞金为中心的二十一县。1934年10月，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开始长征后，银币券即停止发行。
这张纸币是在红一方面军军委第三科从事电讯工作的钟昭隆，从平时发给他的伙食费中节省下来的。它跟随钟昭隆经历了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钟昭隆是江西兴国人，1932年参加红军，1934年10月，钟昭隆随红军离开中央苏区时将它保存起来，留作纪念。在长征途中，无论是爬雪山过草地，还是在激烈的战斗中，无论条件多么艰苦，环境多么险恶，他都始终将这张苏区纸币珍藏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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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畅帮李维汉织的毛线衣
1931年
毛线
长68厘米
这件毛衣是蔡畅在1931年帮助李维汉织的。蔡畅和李维汉是参加留法勤工俭学的好朋友，也是长期从事革命工作的战友。1934年10月，二人都随着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
在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的30位女红军中，当数蔡畅的年龄最大，党龄最长，资格最老，包括周恩来、聂荣臻在内，不少红军高层领导同志，都习惯地尊称蔡畅为“蔡大姐”。长征出发时，蔡畅被编在中央工作团，随同军委第二野战纵队行动。进入贵州黎平后，她被分配到中央机关梯队政治部做宣传鼓动工作。当时，上级给蔡畅配备了一头骡子，还派有饲养员和勤务员，但她一路上很少骑。骡子不是用来驮载行李和粮食，就是给病号骑上一程。在路途中、战斗间隙，还充分发挥自己曾留学法国学会了《马赛曲》《国际歌》的优势，给红军战士带来“精神食粮”，鼓舞了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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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意写的长征日记
1936年7月10日—12月5日
纸
13.1厘米×8.3厘米
张子意在长征途中写的日记，因为经历了长期的战争岁月，仅保存了1936年7月10日至12月5日期间的断简残篇。尽管因长期流动作战的特殊条件而写得比较简略，但是他们在炮火连天的战斗中、在风餐露宿的行军中记录了万里长征那段艰苦的岁月历程，记录了一段段真实感人的故事，告诉我们“长征是这样走过来的”。
张子意，湖南醴陵人，曾任中共湘赣省委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湘赣军区政治部主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副书记。1935年参加长征，也曾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日记中记载了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之后共同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艰苦历程，记录了过草地前后筹粮、缺粮的情景，以及克服困难时施行的思想政治工作等内容。1936年7月23日的日记记载：“十七师、模范师因西倾寺出发后，即大部无粮，沿途亦无补充，尽食野菜、皮革、臭尸，致部队极疲困，减员两师达二百人。”7月24日的日记记载：“草地雨季天气真坏，晴雨无定，冷热时变，犹戏子之一日百变无常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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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熊启文关于红军官兵平等、百战百胜等事写给父母及幺叔的信
1935年3月19日
纸
32厘米×37.5厘米
红军家书与长征日记一样，是红军指战员们在长征途中作战行军、工作休息、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的实录，为我们呈现了长征亲历者的一份弥足珍贵的原始记忆。
这封信是熊启文在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五团医务所里写给父母及幺叔的。信中表达了对家人的挂念之情，“查不知故乡之事，亦不知大人玉体安否？而合宅人等可好否？实为男终日挂念”。熊启文也告知了自己的身体、工作近况，“自参加红军以来，身体强健，日居快乐，并无疾病疮毒之忧”。在信中，也有对红军官兵平等的描述，“在红军内面，官兵平等并没有大小之分”。在经历川陕苏区的反“六路围攻”、广（元）昭（化）战斗之后，熊启文在字里行间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革命充满必胜的信念：“现在革命正为高涨，东打西征，南讨北伐，百战百胜之钢铁。红军真正任何敌人莫能抵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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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政治部在长征途中翻印的《红色战士读本》
1936年
纸
13.6厘米×9.8厘米
这本《红色战士读本》为《对骑兵的战斗》和《番民的情况和党对番民的政策》两册合订本，是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政治部在长征途中翻印的。因为当时红军物资极为匮乏，采用土办法印制而成。他们将麻纸涂上桐油充当蜡纸。没有纸张，只好印在旧的藏文书页的背面。在这种艰苦条件下印刷出的少量书籍是红军宝贵的精神食粮。这本册子原为在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工作的周三秀所有。1937年6月，周三秀将它送给了同在红二方面军教导团工作的张堃生留作纪念。
《对骑兵的战斗》讲述了骑兵的作用、战术及其优点等，指出了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对付国民党骑兵的办法。因为红二方面军接下来将迎接的是过雪山草地，然后进入甘肃、宁夏，同盘踞青海、甘肃的西北军阀马步芳部和马步青部的马家军。马家军主要以骑兵为主。另一册为《番民的情况和党对番民的政策》。“番民”指的是藏民。为让红军战士了解藏民的情况，书中扼要地介绍了藏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现状，人民生活贫困的原因，以及藏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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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一方面军“坚”政治部出版的《战士》报第184期
1935年5月26日
纸
23厘米×32.5厘米
1935年5月，红一方面军通过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后，向大渡河挺进。为了粉碎敌人凭借天险消灭红军的企图，24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在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政委聂荣臻率领下，占领了南岸渡口安顺场。25日，先头部队先后在营长孙继先和连长熊尚林的率领下，经过顽强战斗，成功渡河，占领了北岸渡口为大部队渡河打开一条通道。
这是1935年5月26日第一军团政治部出版的《战士》报第184期，详细报道了红一方面军强渡大渡河的经过。“坚”是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的代号。“牲”即为第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的代号。在通讯《向牲部全体指战员致敬礼》中，这样评价红一团勇猛奔袭、奋勇强渡的英雄气概：“他们自接受任务以来，非常坚决、不怕一切疲劳，不辞任何艰苦，以最迅速秘密的动作，用空前的勇猛精神，光荣的强渡过了天险的大渡河，完成了上级给他们的光荣战斗任务，他们这种坚决勇猛迅速的精神为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荣灿烂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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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出版的陆定一著《老山界》
1947年
纸
12.4厘米×9厘米
陆定一在中央苏区时任苏区共青团宣传部长，长征时任《红星报》主编、总政宣传部部长、陕甘支队政治部宣传部长等职，对长征的政治宣传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这位出身于诗书世家的职业革命家文章写得很好，他还善于写诗。
长征结束后，为真实记录这段党的历史，同时为吸取成功的经验和教训，1936年8月5日，毛泽东、杨尚昆给各部队和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电报和书信征稿。在这次征文中，陆定一写了《老山界》这篇纪实性文章，真实、生动地叙述了红军长征所过的第一个难走的山——老山界的全过程，充分表现了红军在长征中不畏艰难险阻、勇于战胜困难的顽强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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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风雨书屋藏版的《西行漫画》
1938年
纸
19.5厘米×13.4厘米
长征时，黄镇曾在红五军团和中央军委直属纵队政治部宣传科工作。在漫漫征途中，他用锅灰当墨，纸也是随处取得的。他一路走一路画，竟然画了几百幅作品，真实记录了长征上众多难忘的场面和动人事迹。遗憾的是，大多数作品都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丢失了，仅有其中的25幅因被拍成了照片，于1938年由在上海从事救亡文艺活动的阿英（钱杏邨）编印出版才得以留存。
由于当时这些照片由八路军将领萧华托人送来，所以初版的《西行漫画》署名萧华（直至1961年，才弄清楚作者是黄镇）。书名借用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中译本的启发，确定为《西行漫画》。这本《西行漫画》是1938年上海风雨书屋印行的32开精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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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公报馆出版的范长江著《中国的西北角》
1937年
纸
21.7厘米×15.2厘米
1935年7月14日，范长江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名义，从成都出发，历时10个月考察了中国的西北地区。这时，中国工农红军正在进行长征。红军北上对整个中国政治动向的影响，也成为范长江当时注意的中心问题之一。
考察期间，范长江历尽艰辛采写了大量的旅行通讯，陆续寄回在天津的《大公报》。从9月到次年1月间，他先后写了十余篇有关红军和有关红军长征的通讯。如《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刘志丹生平》等。其中《从瑞金到陕边》借一个青年之口，详细报道了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通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夺取泸定桥，过雪山草地等艰苦卓绝的长征历程。他在报道中，真实地记录了红军长征的行迹和西北近况，揭露了西北地区当权者的种种弊政。他还记录了毛泽东率领红军长征后到达陕北与刘志丹的会合；彭德怀对蒋介石追兵的猛烈反击等情况，分析了红军能在陕北立足的原因，并指出：“两种势力无处不在斗争中，不过，对实际问题有解决办法者，终归是最后胜利者。”
《大公报》出版部于1936年8月将范长江通讯结集成册，定名为《中国的西北角》。《中国的西北角》再版9次，发行十几万册，被认为是和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 “震撼全国的杰作”。展出的这本天津大公报馆出版的范长江著《中国的西北角》，为1937年6月印行的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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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出版社出版的廉臣（陈云）著《从东南到西北》
1938年
纸
18厘米×12.8厘米
廉臣即陈云，他1934年10月18日，随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出发长征。后来1934年12月15日，红军攻占黎平后，他和刘伯承一起到军委纵队任职，陈云担任政治委员。1935年6月，陈云接受任务到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并重建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此时，他已经走完了12000里的长征路。9月下旬，陈云到达莫斯科，10月22日，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详细报告了中央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
1935年秋天，陈云撰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第一个向世界和中国人民介绍长征。在文中，陈云以“廉臣”为笔名，以一个被俘国民党军医的口吻，叙述了中央红军1934年10月从江西出发，至1935年6月进入川北天全、芦山的神奇经历，客观公正地描写了红军领导人与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之情。在他的笔下，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领导人，信仰坚定，富有智慧，平易近人，红军将士英勇顽强，刻苦耐劳，红军是人民的军队。
1936年3月，陈云的这篇文章在巴黎《全民月刊》上刊载，7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1937年流传到国内，被多家报纸转载，这对于宣传长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本《从东南到西北》，是《随军西行见闻录》的易名版本，尽管《随军西行见闻录》原文没有小标题，但是该书编者为了吸引读者，自行拟了小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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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经》杂志连载的幽谷（董健吾）著《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
1937年
纸
24厘米×20厘米
幽谷即董健吾，他原是牧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1月、6月他曾两次受宋庆龄之托送信送人至陕北。他还化名为“王牧师”护送埃德加·斯诺至陕北。
这篇《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文章根据的材料，除董健吾到陕北后听到、看到的情况外，还有一部分资料取材于毛泽东组织编辑的《红军长征记》，即1936年8月毛泽东、杨尚昆号召广大红军创作汇集而成的长征文章汇编。刘亚楼的《渡乌江》、熊伯涛的《茅台酒》、舒同的《芦花运粮》等，是董健吾采用的重要材料来源。所附的《红军第一军团西引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也与《红军长征记》书稿后的附表一致。为使文章顺利发表，董健吾在标题文字上采取折中或变通，用“长行”、“西引”、“西行”等来表述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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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陕北接受埃德加·斯诺采访时戴过的红军八角帽
1936年
布
周长57厘米
1936年7月，埃德加·斯诺冒着生命危险，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封锁，秘密地进入陕甘革命根据地，开展了4个月采访活动。采访行程由周恩来亲自设计，为了方便他采访，红军还特地赠送给他一套灰色棉布军装和一顶红军八角帽。在陕北期间，他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彭德怀等领导人和红军将领，还进入部队当中，采访普通战士、小红军、宣传队员、卫生队以及红军大学、红大剧社等，由此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一天，埃德加·斯诺打算给毛泽东拍一张神气的照片时，因毛泽东当时身边没有军帽，站在一旁的外国友人马海德顺势摘下了埃德加·斯诺的八角帽，给毛泽东戴上。于是，斯诺抓住机会摄下这张珍贵的照片，后来将它最早发表在《密勒氏评论报》上。
1936年离开陕北后，斯诺一直珍藏着毛泽东曾经戴过的这顶红军八角帽。1959年斯诺离开美国，迁居瑞士后，特别用贵重的红木制作了精致的帽盒。1972年2月15日，斯诺去世后，斯诺夫人罗伊斯·惠勒·斯诺和子女决定把它送回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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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英文初版
1937年
纸
21.5厘米×14.3厘米
1936年10月，埃德加·斯诺回到北平后，撰写了一系列有关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报道。1937年他将它们集结出版，名为《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这本《红星照耀中国》初版，是维克多·戈兰茨公司面向左翼读书俱乐部会员发售的版本，印刷数量少，尤为珍贵。1974年，加拿大文明博物馆前馆长维克多·拉比诺维奇在英格兰生活时发现，后于2012年4月，由加拿大驻华大使马大维先生转交、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
《红星照耀中国》问世后，迅速成为世界性的畅销书，被译成十多种文字。它的出版使得红军长征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为世人所知，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书中的两个篇章《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和《长征》，更是让毛泽东的革命经历以及长征的经过和胜利的消息为世人所知，使中国共产党领袖亮相于国际政治舞台，改变了世界对中国革命斗争的看法。美国总统罗斯福看过《红星照耀中国》后，对埃德加·斯诺非常赞赏，曾三次接见他。1939年，当埃德加·斯诺再次访问延安时，毛泽东称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并且说《西行漫记》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最成功的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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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女记者、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记录的《朱德论雪山作战》速记稿
1937年
纸
封面12.8厘米×20.4厘米
内页20.2厘米×12.7厘米
1937年1月，美国女记者、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来到了延安。她采访了毛泽东、朱德等许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大量的红军将领。这份《朱德论雪山作战》速记稿就是她采访朱德时记录下来的。
在延安采访过程中，史沫特莱与朱德的畅谈最多，为在生命最后几年写成《伟大的道路——朱德生平和时代》积累了大量的素材。通过这次采访实践，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对红军长征有了更深刻的把握，在《伟大道路》一书中，专门为“长征”单辟了一章，细致地描绘了红军在长征路上的英雄气概，饱含热情地对长征作了高度的评价。她说：“事实、数字和一路上千山万水的名称，都不足以说明红军长征的历史意义，更不能描绘出参加长征的红军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以及他们所受的苦难。长征是革命战争史上伟大的史诗，而且不仅于此！长征已经完成，红军正在继续创造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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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记者、作家尼姆·威尔斯用罗炳辉赠的玛瑙佩珠镶的戒指
1937年
银、玛瑙
托直径2厘米，珠直径1.5厘米
尼姆·威尔斯是海伦·福斯特的笔名，埃德加·斯诺的前夫人。在斯诺关于“红色中国”的影响下，海伦下定决心，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延安探求红色中国的内幕。1937年4月，她踏上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土地。在这里她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政治领导人和一批赫赫有名的军事将领。
在众多的将军中，罗炳辉传奇的经历和鲜明的性格引起了她的注意。罗炳辉在长征途中任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军团长；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部队改编时任红三十二军军长。他巨大的体魄，快乐的笑容和智勇双全的才智给尼姆·威尔斯留下了深刻印象。随着尼姆·威尔斯《红色中国内幕》（即《续西行漫记》）风行世界，“神行太保”和“巨大将军”罗炳辉也被世人熟知。采访结束后，罗炳辉将长征途中一个西藏喇嘛送给他的一块玛瑙佩珠送给威尔斯。尼姆·威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中有一段记载：“分别时他送给我一件非常精美的礼物。这是一颗玛瑙珠——一颗来自西藏的喇嘛的佩珠，佩在身上可以消灾交运的。这颗珠的正中围着一圈白纹，像土星的星晕。”后来尼姆·威尔斯将这颗玛瑙佩珠镶成一枚戒指，玛瑙珠的银托上刻有“天、地、人”三个字，一直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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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清贫》等文章手稿
1935年
纸
26厘米×17厘米
方志敏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1934年11月初，他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与寻淮洲、乐少华的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皖南太平县境会合，组成红十军团，并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继续北上抗日。在北上途中，红十军团在皖南遭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艰苦转战两月余，被7倍于己的敌军重重围困在怀玉山区。方志敏带领先头部队奋战脱险，但为接应后续部队，他复入重围，终因寡不敌众，于1935年1月29日被俘，后关押在南昌军法看守所。
在狱中，方志敏利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十多篇共十几万余字的文稿，并秘密托人通过鲁迅先生等关系辗转送给了党组织。在《清贫》中他说：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困难的地方！ 在《可爱的中国》一文中，方志敏满怀深情地描述了他心中的新中国图景：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市下沙窝英勇就义。1953年11月，《清贫》和《可爱的中国》等珍贵的手稿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拨交给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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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子长攻打瓦窑堡时缴获的背包
1934年
布
26厘米×29厘米
谢子长是陕北红军和苏区主要创建人。1931 年 10月，他和刘志丹等将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任总指挥，率部转战陕甘边。在部队中，谢子长倡导一种新型的官兵关系。他和队员一起背粮食，平时放哨、查哨、碾米、煮饭、抬伤病员，他总是带头去干。他这种吃苦耐劳、以身作则的精神，使游击队上下团结一致，士气高昂，战胜了重重困难。
1934 年 7 月，谢子长带领西北红军抗击国民党军对陕北、陕甘边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连续取得清涧河口、横山董家寺、安定县城等战斗的胜利。在河口战斗中，谢子长不顾个人安危，在前线指挥作战，不幸胸部被敌弹击中，身负重伤。他忍住剧痛，坚持指挥，直到战斗完全胜利。由于医疗条件有限，他的伤势不断恶化，于 2 月 21 日在安定县灯盏湾逝世，时年 38 岁。毛泽东为他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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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送给伤员的毛毯
1934年10月
毛
215厘米╳115厘米
1934年10月，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看到受伤的战士张波衣服单薄，就将自己的毛毯送给了他。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在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的带领下从罗山何家冲出发，随即战胜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进入陕西南部。后由于在12月的庾家河战斗中，程子华、徐海东受伤，吴焕先率领红二十五军开展了大回旋式作战，南下勋西，北返雒南，东入卢氏，西转蓝田，扫除民团武装和反动政权，开辟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1935年7月，为在战略上策应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行动，吴焕先率领红二十五军挺进甘肃，1935年8月甘肃泾川县城以西的王村时，他为保护被河水阻截的后卫部队，率领100多战士从侧翼阻击追敌，不幸被冷枪击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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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经过云南时，部队发给杨得志的云南白药和勺子
1935年
玻璃、瓷、金属
瓶高5.3厘米
勺长4厘米
这瓶云南白药是长征途经昆明时部队发给杨得志的缴获品，与白药一起的还有两张药品的说明。对于每日出生入死的红军战士来说，这样的药品是弥足珍贵。
1934年10月，作为中央红军的先导部队，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踏上了长征路。在23岁的团长杨得志的带领下，红一团血战湘江，突破乌江天险，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过雪山草地，为中央红军顺利北上开辟了通路。到达陕北后，杨得志又率领部队，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对于杨得志和红一团的功勋，毛泽东、周恩来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毛泽东说：“红一团在这次大转移中是立了功的，你们一直走在我们的前面。”周恩来称赞红一团乃“天下第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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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炳辉使用过的望远镜
1934-1936年
金属、玻璃
镜柱17.6厘米，镜头外距19.8厘米
长征开始时，罗炳辉带领的一方面军第九军团位于中央纵队左翼，负责抢占要点，阻击追击和侧击的敌人，掩护中央纵队通过，因此有“军中后卫”之称。一路上罗炳辉率部闯关夺险“月行千里”，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掩护红军主力进入湘、黔山区”，闯过了红军长征路上关键的一关。遵义会议后，罗炳辉率红九军团受命暂留黔北地区活动，牵住尾追红军主力的敌人，保证主力南进。
红九军团是唯一一个参加了三个方面军行动的部队。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候它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在甘孜的时候又奉令与红二、六军团和编成立红二方面军。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的前夫人尼姆·韦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一书中赞颂罗炳辉是“神行太保”、“传奇式英雄”、"智勇兼全"的人物。毛泽东称他为“一心追求真理的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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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逸在长征时使用过的左轮手枪
1934—1935年
金属、皮革
长22.2厘米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张云逸因被派往湘赣担任湘赣省军区司令员，未能同行，直到1934年11月才突破国民党军的包围，追赶上长征的队伍。张云逸最初在红八军团，协助周昆、黄甦指挥红八军团与其他部队一起，掩护军委第一、第二纵队渡过湘江。通道会议后，他调任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先遣队司令员，担负侦察敌情、寻找向导、征集资财和勘察道路等任务。
长征路上，张云逸在敌军数倍于我的残酷斗争中，在敌人前堵后追、饥寒交迫的险恶环境中，极为冷静、沉着、坚强。北渡乌江时，他指挥工兵连协同红一军团第二师架桥，就地取材，用竹筏和门板架成了横跨乌江的浮桥，保证了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顺利通过。遵义会议后，张云逸除继续负责先遣队外，还曾兼任中革军委第一局局长。1935年5月，红军顺利通过大渡河后，张云逸奉令率干部团上级干部队“沿途负责搜查并收容各部队落伍人员”。在他的领导下，大家同甘共苦，相濡以沫，互相鼓励，相互搀扶着跟上了大部队。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张云逸任副参谋长，并于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会师，胜利完成了这一艰难跋涉的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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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长征过草地时吃剩的皮带
1936年
皮革
长77厘米
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甘孜后，升编为红二方面军。在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前，贺龙、任弼时所率领的红二、六军团的粮食就很紧张了。而当红二方面军过草地时，红四方面军刚过草地，粮食更难以征集，野草也被采完，许多战士因为饥饿昏倒在草地上。任弼时虽然是军队领导，但他和红军战士一样，采集草地中的野菜、草根、树皮充饥。可是连这些很快找不到了，在这种情形下，任弼时想到了吃皮带。他和警卫员拿小刀将皮带切成若干段，然后再将其烧焦、刀刮和水煮，每次每人只能吃 3 小段。虽然味道难闻，他却风趣地称之为“吃煮牛肉”。这段皮带在过草地时没有吃完，至今皮带上面仍保留着被切割过的痕迹。
1938年，任弼时准备回延安，然后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会议。临行前，在山西省太行山区王家峪八路军总部，他将这段皮带交给警卫员李少清保存，并语重心长地说：“留下皮带，以后还要吃呀！”李少清一直牢记着这意味深长的话语，一直将这段皮带带在身边。1978年9月，李少清将这段见证着长征艰苦岁月的皮带捐赠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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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送给警卫员罗卫养病用的银元
1935年6月
银
直径3.8厘米
罗卫1930年参加红军，长征前是工农红军总部交通队交通员。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时，罗卫给朱德作警卫员。朱德是红军总司令，但因为他年纪大，衣着与普通战士一样破旧，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伙夫头”。在行军中，朱德很少骑马，总是同指战员一同步行，边走边谈，自己的那匹马则用来驮运伤病员。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到懋功时，罗卫病重，只好留在当地。临行前，为让他安心养病,朱德留给他一些银元，作医药和生活费。还嘱咐他，要他病好后去追赶部队，若赶不上部队，就留在当地开展游击战争。罗卫病愈后，赶上了部队。因为当时朱德已经有了新的警卫员，罗卫就留在了红军总部作通讯员。1975年，罗卫在参观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的纪念长征胜利40周年展览后，将这枚银元捐赠给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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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连暲长征时治疗用的洗眼杯
1934—1936年
玻璃
高6.1厘米，口径4.1厘米
傅连暲在参加红军前曾任汀州红十字会主任医师、福音医院院长。在毛泽东、朱德建立赣南、闽西根据地时，傅连暲就在福音医院中救治受伤的红军战士。随着与毛泽东等红军指战员不断接触，他的信仰发生改变，决心成为红军的一员。1933年，他毅然把长汀的福音医院搬到了瑞金，取名为“中央红色医院”，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比较正规的医院，从此铁了心跟共产党走，九死一生无怨无悔。
红军长征时，傅连暲坚决要求随红军主力长征。他买来八个大洋铁箱子，全部用来装药品和医疗用具。为不给部队添麻烦，他拒绝坐轿子行军，日夜苦练学会了骑马。傅连暲一边行军，一边救死扶伤，经常累得精疲力尽。出发时所带的药品用完了，他就采用民间偏方，如采用冷敷退烧和喝浓茶强心利尿的方法，治疗伤寒病。由于将士们枪伤、痢疾、疥疮、疟疾和溃疡等伤病特别多，傅连暲只好因陋就简，用土洋结合的办法救治伤员。在湘西的一个小镇上，他还曾以基督教徒的身份，在路过的教堂里“讨”来珍贵的药品。他还办起了医务训练班，白天行军，晚上授课，培养出了一批医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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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云甫长征途中在电台工作时使用的克丝钳
1934—1936年
金属
长18.8厘米
1931年春，伍云甫被党中央派往江西红军总部工作，担任红军总部电台台长。他技术过硬，亲手把从敌人手里缴获的两台电台修理好，为朱德、毛泽东指挥调动部队起了巨大的作用。不久，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伍云甫提议办一所通讯学校，他亲自担任教员。
1934年10月，伍云甫带着电台，率领总台人员和数百名通讯学校师生跟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1935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兵分左右两路北上，为了加强对左路军的领导，毛泽东派伍云甫率一通讯电台到张国焘处工作。伍云甫领导的电台，为保障一、二、四方面军的无线电通讯联系，为二、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的胜利会师起了重要作用。1935年7月，他担任了中央军委第三局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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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苏区的何叔衡在林伯渠长征出发前送给他的毛衣
1934年10月
羊毛
长69厘米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和董必武五人年龄较大，资历深，德高望重，被誉为苏区“五老”。其中何叔衡的年龄最长，当时已经58岁。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长征出发前，“五老”都做好了随军长征的准备，但何叔衡却因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迫害，被撤销了领导职务，还被取消长征的资格，而其他“四老”则随军长征。在出发前一晚，何叔衡为好友林伯渠送行。二人把酒话别，促膝长谈至深夜。临别时，何叔衡脱下自己穿的毛衣赠给林伯渠，再道珍重。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毛衣，它是何老离开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前，何老女儿何实山见父亲年老体衰，怕抵御不了寒风的侵袭，连夜赶织送给父亲的。林老收下毛衣，感怀至深，当夜即赋诗《别梅坑》以记之：
共同事业尚艰辛，清酒盈樽喜对倾。
敢为叶坪弄政法，欣然沙坝搞财经。
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
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
红军主力长征后，何叔衡以58岁的高龄，参加游击战争。1935年2月，何叔衡在福建上杭水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梅坑一别竟成永诀。新中国成立后，林伯渠一直将这件毛衣珍藏在身边，作为对亲密战友的无限怀念。1961年2月，林伯渠的夫人朱明将这件毛衣捐赠给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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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觉哉长征时戴的眼镜
1934—1935年
玻璃、金属
镜架长12.3厘米
谢觉哉1933年来到江西瑞金，在1934年担任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秘书长，兼任中央政府机关党总支书记。谢觉哉是近视眼，戴一副圆镜片、黒镀架、软腿的老式近视眼镜。这是他在上海主编党中央的机关报《红旗》时配的。
长征时，谢觉哉已经52岁，他先在中央工作团，后被分到中央纵队干部休养连。他体弱多病，为了追赶部队，即使扔掉随身衣物，也妥善保管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的红色印章。平时谢觉哉虽然沉默寡言，但却喜欢给战士们讲故事，教战士学文化，鼓舞士气。他还自告奋勇担当了连队的“秘书”，每逢到驻地，他就找到僻静处，带上这幅眼镜，用打土豪缴获来的空白账本，记述一天的所见所闻，从不间断，一共记了4大本，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可惜后来在延安遭到日本飞机轰炸时，将这些记录本烧毁殆尽。
长征路上，跋涉颠簸，四处转战，环境十分恶劣，眼镜如果损坏了根本无法修配，所以谢觉哉对它特别珍惜。白天行军的时候，他能不戴就不戴，放在随身的上衣口袋里。等到途中休息的时候，他就抓紧时间，从口袋中取出眼镜擦了又擦，然后戴上它，抓紧记录一天的所见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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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在长征途中使用的马褡子
1934-1935年
帆布
142厘米×64厘米
长征从瑞金出发的时候，董必武48岁，任中央工作团的团长，实际上是家属队的队长。在这个工作团中，有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成仿吾，还有女战士和伤病员。过黎平后，董必武任干部休养连的党总支书记。
休养连的连长侯政和指导员李坚真回忆长征中的董必武，都称赞他是“三不停“的人。他脑子不停，总是思谋一路上可能出现的问题。他手脚不停，每到宿营地就把马褡子一撂，到各班去巡视。他嘴不停，除了向群众宣传红军的宗旨和党的政策外，还常常给连队的指战员将党的传统和革命故事，教大家如何做思想工作。
董必武身上有四件宝，干部休养连上上下下都知道：一个装满大大小小布块的布包，一个小手电筒（毛泽东嘱托给他长征用）、半块毛毯，还有就是这个由厚帆布做成的马褡子。它是董必武长征时从江西出发就使用的，一路上装行李、衣物。马褡子上面磨出了洞，董必武就把它补好，再磨出洞，再补好。它伴随着董必武一直走到了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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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特立长征时收藏的藏族绢画
1934-1935年
绢
154×47厘米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时，徐特立已经57岁了。一开始，他率领总卫生部新组建的一个工作团。遵义会议后，徐特立进入干部休养连。因为他年纪大，组织上专门为他配给了马匹，但是徐特立总是让给体弱、患病的同志骑，自己拄根手杖，步行向前。徐特立有一件打土豪时分的长袍，他将它变成了百宝衣。他收集了大量颜色各异、大小不等的布块，缝在长袍上做成口袋，在里面放上公章、图章、老花镜、文件、书针头线脑等等。东西太多，相互撞击发出声响，以至于常常是人未到，声音早到。
他关心战友，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坚持把同志们送的两张老羊皮，都给了谢觉哉。为节省干粮，徐特立也与其他年轻同志一样，挖野菜、煮马皮，忍饥挨饿，千方百计不动用携带的储备粮。但当谢觉哉突患重病时，徐特立却慷慨地将自己节省下来的干粮全部送给他。在雪山草地上，粮食就意味着生命，能够在这样的条件下把粮食倾囊相赠，体现了徐特立深厚的友情和舍己为人的精神。
这幅绢画上面的花朵，徐特立称它为藏族花。徐特立在到达延安以后，将它送给了董纯才。1959年由董纯才捐赠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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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丹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时使用的马鞍和马镫
1935年
木、铁
马鞍：高24厘米，横50厘米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陕甘边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刘志丹表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在陕北人民心中威望很高，被视为传奇式的英雄人物。1935年，刘志丹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红26、红27军前敌总指挥。9月率部与长征到达陕北的红25军会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1936年4月，刘志丹率红军东征。14日，在率部攻打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刘志丹不幸壮烈牺牲，年仅33岁。毛泽东称赞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诗说：“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展出的刘志丹使用的马鞍、马镫，是他留在石窑沟村的。1935年9月，当刘志丹率领红25军、红26军等攻打横山县城，虽经屡次强攻未能成功，由于部队伤亡太大，就放弃攻城，部队退到石窑沟村，驻扎了一晚。刘志丹的战马死在了石窑沟村，他掩埋了战马后，就将这些骑马的用品留在了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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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傅连暲到陕北后送给他的棉被
1936年10月
棉花、棉布
216╳143厘米
傅连暲和毛泽东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1934年9月，毛泽东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忧心如焚，高烧不退。傅连暲用一天一夜时间，赶赴于都前线，用高超的医术救治了高烧三天的毛泽东，被毛泽东称赞为“红色华佗”。
傅连暲长征之初随中央红军行动。1935年6月，中央红军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傅连暲跟随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行动。1936年底，傅连暲随红四方面军抵达陕北保安，再次见到了毛泽东。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中，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左路军长征的情况，当晚留他吃晚饭，特地让警卫员煮了当时算得上佳肴的面条。看到傅连暲还穿着单衣，第二天，毛泽东、贺子珍让中央政府总务处与黄祖炎给傅连暲送了棉被和棉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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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长征时使用的马灯
1934-1935年
玻璃、铁
高24厘米
1934 年 10 月林伯渠参加长征，任总没收委员会主任，负责为中国工农红军筹集军饷，后又担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林伯渠长征时48岁，是长征队伍中的老同志。因为他年纪比较大，组织上给他配有一匹马，他很少骑，经常用来驮辎重或供伤病员使用。他有五件宝：棍子、草鞋、粮袋、马灯和军包，而这盏马灯更是给人印象深刻。
红军女战士李坚真回忆说：林伯渠的小马灯从不个人占用，一定要把光亮照向大家。他不仅是在险隘难行的路上举灯照耀着，让同志们走过去，还交代后面的同志要注意险路。每次遇到溪流沼泽时，他几乎都要用那根棍子，走在前面探路，引导大家安全地通过。李坚真曾为林伯渠和他的马灯编了一首山歌：“年过半百老英雄，又当部长又当兵。山高水深何足惧，手举马灯照万人。”林伯渠自己也曾写下《记长征马灯》诗一首：
长途不疲伴用仁，掌握光明赖一灯。
总是前进好景色，目标注定有南针。
林伯渠非常珍视这盏马灯，在长征途中和陕北一直使用它。新中国成立后，他将这盏马灯当作长征的纪念品保存了下来。1959年，林伯渠来中国革命博物馆审查时，决定将这盏珍贵的马灯捐赠给博物馆永久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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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保存的谢觉哉长征时用的毛毯
1934-1935年
羊毛
170厘米×157厘米
这件毛毯蓝、红花格相间，边缘都已残破，为国家一级文物。1934年10月10日，52岁的谢觉哉跟随中央红军开始了艰苦的长征。谢觉哉当时身体比较差，在一次急行军中，他生病了，为了能跟上队伍，就把可以扔的东西都扔了，最后连毛毯也扔了。董必武走在队伍的后边，无意中发现了路旁的毛毯，一眼便认出是谢觉哉的。想到夜晚野外宿营，四面空旷，如果没有毛毯很难抵挡凛冽的寒风，董必武便把它捡起来，背在自己的身上追赶队伍。到了宿营地，寒风刺骨，谢觉哉正为没有盖的发愁，这时董必武走过来把毛毯还给了他。
到达陕北后,谢觉哉将这件凝结着革命友情的毛毯送给了董必武。董必武对此十分珍爱。当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回北京的时候，仍然将它铺在常坐的躺椅上。1975年，董必武的夫人何连芝将其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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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丕显在油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时使用的藤篮
1935—1936年
藤
34厘米×11厘米×16厘米
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南方八省留守的武装力量在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等的领导下，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粉碎了国民党军的“清剿”，牵制大量国民党军，在战略上配合了红军主力的长征。
陈丕显领导的游击队以彭坑为中心，在彭坑和黄种地区有路一直通到油山脚下。陈丕显就在这里领导油山中心区委工作，他领导农民成立“贫民团”发展党组织，开展游击战争。陈丕显经常在彭坑党支部书记俞生茂家开会。这个藤篮是用来装衣服和文件的，用坏之后就留着了俞生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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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尚奎在赣粤边坚持游击战争时伪装篾匠用的篮子
1936年
竹
高38厘米，长径39厘米
1935 年 1 月，中共赣粤边特委成立，由李乐天任书记，杨尚奎任副书记。3 月，留守中央苏区的中共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和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办事处主任陈毅，率部突围来到赣粤边。从此，赣粤边成了南方游击战争的中心。4月中旬，项英、陈毅在大余县长岭村召开军政干部会议，明确了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和策略，将游击部队分成三个大队，其中由项英、陈毅坐镇油山，杨尚奎以南雄的黄坑、大余的梅山为中心。
粤赣边特委副书记杨尚奎到梅山后, 深入各地了解情况，联系群众，积极发展党组织。为了掩饰身份，杨尚奎背一把篾刀，走家串户编篾器，他手艺过硬，不仅箩筐、竹篮、鸡笼样样能编，而且编出来的东西精致耐用，大家都喜欢请他这位“篾匠师傅”。通过交往了解, 杨尚奎发展了贫苦农民黄赞龙等加入党组织。他还亲自在梅山组织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黄坑支部，由黄赞龙任支部书记。他常常到在梅山脚下的黄赞龙家召集会议。国民党军来搜村时，如杨尚奎来不及躲藏，就会借用黄赞龙家的柴刀，伪装成篾匠，制作竹篮子。1936 年 1 月, 李乐天不幸牺牲，杨尚奎担任赣粤边特委书记。8 月，在杨尚奎的积极努力下, 中共梅山区委在梅山黄坑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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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香凝、廖承志、胡佩衡、陈半丁、秦仲文合绘、陈毅题跋的《长征会师图》
1961年
纸
249.5厘米×124.2厘米
廖承志是廖仲恺和何香凝之子，1933年8月，受中共中央的派遣，到川陕革命根据地，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的秘书长。然而，在长征开始前，廖承志已被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开除了党籍，并以“内奸”罪名被下令逮捕。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胜利之后，廖承志就以囚徒身份被押上了前途莫测、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廖承志在被关押的近两年期间，不论翻雪山、过草地多么艰苦，不管饥寒交迫怎样严酷地折磨，他都保持了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对党忠贞不渝的情操。他能写会画，知识渊博，才思敏捷，每当部队需要做宣传，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像，他就出来画好；需要大标语，他就出来写好，任务完成又被关起来。在北上行军休息时，一旦有‘自由’的机会，他就和同志们说说笑笑，甚至放开嗓子唱歌，唱军歌，唱民歌，唱法语的《国际歌》；再不就拿出纸和笔画渡船，画山河，画花草。”
此图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四十周年，由廖承志与其母何香凝，以及胡佩衡、陈半丁、秦仲文合作绘成。82岁高龄的何香凝绘了四棵挺拔的青松，象征中国共产党及其事业万古长青。廖承志画了周恩来等六位红军领导人及三名警卫员的形象。胡佩衡、陈半丁、秦仲文画了山水花草。陈毅题跋：“秦陇万重山，白云渺无边。上有无尽之苍松，中有百道之飞泉。铁鹰不能到，敌人追踪难。长征英雄此会师，中国历史新开端。感谢老人为椽笔，写来悬挂人民之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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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时留在西康新龙县的红军敬献的“感谢英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的优待和关怀”锦旗
1953年2月
绸、缎
152厘米×93厘米
新龙县旧称瞻化，藏语称“梁茹”，意为林间的河谷，素有“康巴肚脐”之称，位于四川甘孜州中部，地处青藏高原东南边缘。
1936年4月，红四方面军进军康北后，为接应红二、六军团，派出十师、十二师向西南挺进瞻化县。突击队迅速抢占铁索桥，占领瞻化县城，俘敌8百余人。此后，军部驻在县城街里北边的大庙里，在瞻化县一直待到6月份。此间，红军宣传抗日主张，执行民族政策，组建了“波巴依特瓦”藏族人民政府。红军军纪严明，英勇善战，在格日洛古战斗中有近百名红军指战员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6月22日，红军部队离开瞻化开赴甘孜，与红四方面军汇合后，继续长征。
在红军离开瞻化县之后，有一些战士或因伤病，或因与部队失去联系留在了当地，但是他们从未忘记自己的革命信念，大多数都在当地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并且在工作中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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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茫茫赣水长 依依亲人泪》（双联）
作 者：施绍辰
创作年代：1984年
类 型：油画
尺 寸：180厘米×94厘米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面对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合围，红军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苏区的百姓得知红军将要离开的消息后，依依不舍地含泪送别亲人。这一别，就是十几年。
油画《茫茫赣水长 依依亲人泪》用双联的形式把即将踏上征途的红军与送行的百姓分置于互相区隔又彼此呼应的独立部分，画面中的人物情绪低落，步伐沉重，依依惜别，滂沱泪雨，恰如茫茫赣水，永无尽头，表现了红军与百姓的鱼水深情和愿望寄托。
作者施绍辰，1939年12月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湖州。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中国油画家学会理事等职。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从事博物馆历史画创作，作品场面宏大，笔墨潇洒，热情豪放。80年代，成功地创作出了倾注着人性之美的历史双联油画《茫茫赣水长 依依亲人泪》等作品，标志着他在艺术上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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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之秋》
章仁缘
1984年
油画
148厘米×194厘米
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南方八省留守的武装力量在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等的领导下，紧密依靠当地群众，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对敌人进行了有力的反击，最终，国民党的“清剿”以失败而告终。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在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
《赣南之秋》画面中，担架上的陈毅紧锁双眉、目光如炬，身旁的群众和伤员神态严肃、表情悲痛，整体气氛低沉压抑，产生出荡气回肠的悲壮情绪。作者在油画的语言表达和艺术创作上，有着深刻的思考，他用一系列生动逼真的形象，表现出恶劣形势下，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坚贞不屈的气节以及军民一心的血肉深情。
作者章仁缘，1949年出生于江西南昌，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浙江省油画家协会常务副主席等职。曾担任江西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美术创作员，许多作品参加全国和世界性艺术大展并获奖。《赣南之秋》又名《正道沧桑——陈毅三年赣南游击战》，1984年参加全国美展并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原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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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山关》
全山石
1978年
油画
188厘米×338厘米
《娄山关》这幅作品反映的是1935年2月，红军为二渡赤水，胜利攻占娄山关的历史场景。1935年1月，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此时蒋介石集结重兵封锁长江，毛泽东当机立断，再渡赤水回贵州。贵州军阀王家烈企图凭娄山关天险力阻红军。2月25日凌晨，中央红军借着月色向娄山关挺进，经过反复争夺，终于击溃敌人，夺取这一重要关口。娄山关战役是红军长征途上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个大胜利。攻下娄山关后，毛泽东留下那首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作者全山石，1930年生于浙江宁波。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中国油画学会副主席等职。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主要从事历史画创作。这幅作品创作于1978年。当时，中国革命博物馆修改陈列，需要重新创作一批革命历史题材的美术作品，党组织派全山石参加了革命历史画创作活动。在创作实践中，他多次到江西、湖南一带老革命根据地深入生活，调查研究。
由于娄山关战役有着不同寻常的历史意义，全山石接受创作《娄山关》的任务后，就来到了红军长征路上体验生活、收集创作素材。为了感受毛泽东诗词中“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诗意情景，全山石自己背粮上娄山关等待。可春雨绵绵，连日不见有阳光的娄山关景象。一直等到第18天，才遇上了残阳如血的黄昏。有了这样深刻的生活体验和对长征历史的深入研究，全山石历经两年，终于完成了《娄山关》这副经典长征题材油画作品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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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雪山》
吴作人
1951年
油画
280厘米×200厘米
80年前，红军长征经过雪山草地，是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死亡行军。红军长征中，红一方面军先后翻越了夹金山、梦笔山、雅克夏山、昌德山、达古山5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红二方面军翻越的雪山最多，共翻越了玉龙雪山、海子山、马巴亚山等十几座雪山。红四方面军曾数次跋涉雪山草地，累计翻越雪山超过20次。有研究表明，红军三大主力在两年数次过雪山草地期间，非战斗减员至少在万人以上。
作者吴作人1908生于江苏苏州，安徽泾县人。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等职。师从徐悲鸿先生，为“中国水墨画”开拓了新的风貌，从理论和实践上都作出了重大贡献。《过雪山》是吴作人在共和国初创时期问世的作品，是他存世不多的油画精品之一。画面构图稳定，蜿蜒迤逦的行军行列从画面的中央穿行而过，由近及远、由低而高、由大渐小，既符合现实透视的原则，又独具画面的形式美感。人物造型生动鲜活，老红军与小战士，救助伤病员的女军医与肩负炊具的老班长，各具特色，真实感人。作者刻意强调雪山体量的巨大，山峰高耸，山势威严，道路险峻，更衬托出行进在风雪中的红军勇士，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和夺取革命胜利的坚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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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征程诗不尽》
林岗 庞壔
1977年
油画
180厘米×298厘米
在艰苦的长征路上，毛泽东表现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路前行，一路吟诗，留下了一首首载入史册的英雄史诗。这些里程碑之作，记载着长征路上的千种艰难险阻，饱含着中国共产党的万般豪情壮志。其中，直接表现长征的著名诗篇《七律·长征》，将红军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刻画得诗意浪漫、荡气回肠，成为他长征系列诗词中最著名的篇章。其他诗词如《忆秦娥·娄山关》、《十六字令三首》、《清平乐·六盘山》等，也都广为流传，成为后人纪念长征、缅怀先烈时所吟诵的诗篇。
这幅《万里征程诗不尽》的作者林岗、庞壔，是中国当今画坛上的一对著名的艺术伉俪。林岗，1925年生于山东省宁津。任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等职。庞壔，1934出生，上海人。任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等职。
20世纪70年代，林岗参加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组织的历史画创作活动。他选择毛泽东在长征途中赋诗的题材，与庞壔合作创作《赋诗》。后来版画家古元看到这幅画，欣然为其命名：《万里征程诗不尽》。毛泽东在马背上推敲诗句平仄之时，右手在腿上轻叩的动作让情节变得自然而然。远方耸入云端的崇山峻岭与近处丛簇的鲜花洋溢出伟人和景色、对象与主体之间互文的诗意，阔略、坚实的主体造型与书法般奔放的笔触形成了视觉上的张力，使历史画的主题充满吟咏的诗意。可以说林岗、庞壔的作品是一种“抒情现实主义”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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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情》
张文源
1984年
油画
178厘米×144厘米
1935年8月，红军进入四川西北若尔盖地区的松潘毛儿盖大草原。这片草原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海拔在3500米以上。这里地广人稀，草原茫茫无边，草丛里河沟交错，散发着腐臭的气味，人一不留神就会陷入泥潭。时风时雨，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下。衣服被雨雪打湿了，红军只能靠体温暖干。夜晚露营时，更是寒冷难忍。行难、食难、御寒难、宿营难，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红军克服艰难险阻，终于穿越草地，创造了中外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
作者张文源，1942年生于四川峨眉。一级美术师，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四川美术家协会理事等职。他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艺术家，曾多次重走长征路，创作出大量的军事题材作品，描绘了红军战士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斗志。油画《草地情》就是其中优秀之作。作品展现的是红军战士与牺牲战友依依惜别的瞬间，他们望着烈士的遗体悲伤无语，只能拿起遗物继续前行，去完成他未尽的光荣事业。整个画面庄严凛然，远处的天际乌云笼罩，近处的草地苍茫荒芜，人物真实生动，表现了在艰苦的环境中，革命战友间的情感深切厚笃与革命一定能胜利的大无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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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丹在陕北》
古元
1951年
油画
112厘米×190厘米
刘志丹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1935年2月，刘志丹率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主力4000余人，挫败国民党军的“围剿”，在20余县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把陕甘边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使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党中央及各路红军结束长征的立足点和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由于他英勇善战，关心群众，在西北人民心中有很高的威望。
作者古元是广东珠海人，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版画家协会主席等职。新中国成立以后，胜利的气氛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场面给古元以巨大鼓舞，他以画笔辛勤地歌颂着革命的历史和新的社会生活。《刘志丹在陕北》正是他这个时期的成功之作。画面中刘志丹睿智坚强的领导者形象与群众武装队伍热忱拥护刘志丹场面的刻画丝丝入扣，战斗胜利的喜悦场景与奔放有力的画法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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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和彝族兄弟》
许章衡
1959年
雕塑
44厘米×70厘米×156厘米
1959年初，为迎接国庆十周年大典，大理州接到云南省委通知，要求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创作一座工农红军1935年5月长征途经小凉山时，刘伯承与彝族头领小叶丹“歃血结盟”这一历史事件的雕塑。当时已从二野转业到《大理报》社任美术编辑的许章衡负责完成这一任务。许章衡夜以继日工作了近三个月，到1959年4月初完成初稿，州领导将其命名为《彝海结盟》。许章衡于4月中旬将雕塑送往北京审查。很快他就接到通知赶赴北京修改并完成定稿，命名为《红军和彝族兄弟》。工作结束后，许章衡受到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红军和彝族兄弟》蕴含着红军（汉人）与彝胞的兄弟情谊，充满了和平与友谊以及对革命胜利的自信。作者以精湛的技艺，通过对人物形象细腻而真挚地塑造，用磅礴的气势表现了红军长征的壮观历史，展现了凉山人民对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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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山》
李可染
1959年
国画
93厘米×174厘米
六盘山，位于宁夏、甘肃、陕西交界地带，它是红军长征翻越的最后一座大山。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越过六盘山主峰，在青石嘴与国民党何柱国骑兵军第七师十九团展开了一场激战。不到一个时辰战斗即告大捷。战斗结束后，毛泽东站在六盘山一座巨石嵯峨的山头上，诗兴大发，纵情吟词一首《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作者李可染1907年生，江苏徐州人，画家齐白石的弟子。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画研究院院长等职。《六盘山》是李可染为国庆十周年的十大建筑之一——中国革命博物馆创作的巨幅作品，其性质与傅抱石、关山月合作为人民大会堂创作的《江山如此多娇》类似，均是表现毛主席诗意的作品。唤起他创作热情的，是毛泽东诗词中所表现出来的雄浑壮阔的意境及磅礴的气象。画面重在强调革命的气魄与气势，这为他后来的毛泽东诗意主题山水画首开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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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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